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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怀

“八破图”案始末记
文/冯秉顼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期，文安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八破图”反革命案件。案件的当事人是时年59岁的戴帽“右派”王玉章。

祸起萧墙

  王玉章，也叫毓章，字静川，号大非。1912年8月出生于文安县王庄村一个地主家庭，从小擅长书法绘画。1931年考入文安简易师范学校，1934年毕业后分配本县做教师。1957年，因反对“高指标、吹大话”，实事求是地反映“社员出工不出力”等问题被划定为重点右派分子。上级的处理意见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王玉章戴帽后，全家受牵连，落了个骨肉分离的下场。在辗转多地后，1967年被遣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回村后，孤苦伶仃，衣食无着。在贫困交加之际，他苦中求乐，在一个破笔记本上创作了不少诗词，诉说自己的哀痛。

       他写的诗词，在“文革”中变成了攻击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遭到大规模的批判。被当成活耙子，大会批，小会斗，戴上纸糊的牛鬼蛇神高帽子游街示众。白天强制劳动，晚上弯腰，半夜散会，第二天天不亮还要起来扫大街。

       1966年12月的一天上午，王玉章顶着刺骨的寒风，和几个社员到邻村中留寨去扫硝土。休息时，他信步来到小学同学郝相如家想讨袋烟抽。一进门，眼睛一亮，发现外屋北墙上挂着一张叫“八破图”的画。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他十分感兴趣。问是谁画的，郝说是本村的马恩中。王玉章与马并不认识，提出把此画拿回家去看看，当时郝就从墙上摘下给了他。

       王玉章把在郝相如处借的“八破图”拿回家中，反复观看，真是爱不释手，觉得新鲜稀奇，便产生了临摹的想法，准备利用冬晚画上几张，年关到集市上卖掉，换几个钱买点年货。开始依葫芦画瓢临了几张，觉得没有什么艺术性，为了迎合群众的爱好，又做了一些改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共画出五张“八破图”，其中总图一张，四扇屏四张。为了突出艺术效果，借用了画面被烟火烧得残破不全的画法，并配诗十首，配上颜色后，十分好看。看着这些艺术佳作，王玉章心中很是得意。哪知还没等出手，就惹来了滔天大祸。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运动席卷全国农村的各个角落。大字报、批斗会、抄家审查随处可见，“阶级斗争扩大化”到处蔓延成灾。有的社员偷着搞点家庭副业被批判罚款；有的地富子弟学木匠被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批斗……王玉章这个被当时称之为“双料阶级敌人”的右派当然成了运动的重点。这年冬天，苏桥公社组织基干民兵到王庄大队大清查。有人火上加油，揭发王玉章家藏着一把盒子（手枪）。这还了得！于是斗争骨干们多次查抄他家，翻箱倒柜，扒墙刨砖，掘地三尺，屋里刨出的土像一座座坟头子，也没有发现手枪的影子。“找不到武的翻文的！”寻不出罪证暂不罢休的小将们终于从王的破桌子抽屉里搜出一个日记本，从柳条箱中翻出几张水彩画。日记本上有几页写着竖行文字，水彩画内容既非风景，也非人物。年轻的小伙子们弄不清画面的含义，看不懂日记本上写的是什么。带队的干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的警句一对号，就武断地表了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老地主珍藏的东西一定是反动的！”

上纲定罪

大队部里灯火通明，造反派们拿着从王玉章家搜来的画如获至宝，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分析研究。画共五幅，一张横幅，四张条幅。横幅上画有八种互不相干的图样：一把题有毛主席《咏梅》诗词，画有喜鹊登梅的扇子；一叠写有“柳公唐宋”字样的柳体字帖；一张1964年10月1日《河北日报》报头和1964年10月10日《河北农民报》报头；几张扑克牌；一盒大福字香烟；一封私人信件。这八样东西在不同处都有被火烧过的残破迹象，所以被定为“八破图”。其余四张条幅与一张横幅的图样相似，只有一幅绘有烟袋。有四首诗，都是谈的绘画艺术。另外，在画有福字香烟盒的背面，还写有一句话：“本品选用多种烟叶配制，口味柔和清香，请注意保存。”从笔迹、绘画风格上看，肯定是王玉章所书所画。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如坠云雾之中，有的瞅着画拍着脑瓜皮子苦思冥想，看不出个所以然。有的不耐烦地说：“咱没文化水儿，谁知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最后还是一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干部振振有词作了结论，他引用了一段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后，拉长了声调说：“王玉章出身地主，一家三口都是右派，儿子在劳改中丧了命，儿媳妇抱着孩子改嫁东北，他能对共产党不仇恨吗？咱甭管画里画了什么，单从阶级根源、历史背景分析，就能断定这些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个干部似是而非的结论当时并没有点起在场群众的阶级斗争怒火，相反却勾起了人们对王玉章一家悲惨遭遇的同情怜悯。所以对王玉章的发落，也就不了了之地搁下了。

       谁料想，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庄大队进驻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旧事重提，又把王玉章的“八破图”抖落出来，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贫宣队有个阅历较广，略懂古文知识，颇有学问的同志，看了“八破图”之后，大吃一惊，通过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上纲上线，终于找出了破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是穿凿附会随心所欲地给这张画扣上了一顶顶足以压死人的大帽子。

       一、反对三面红旗，妄图推翻共产党。表现在图上的烟火，竟把国庆节三面红旗飘扬的《河北日报》报头烧的破烂不堪，寓意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面红旗。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我国政府的声明、天安门破掉，其用意就是妄图推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二、盼望蒋介石国民党卷土重来。有初升太阳的金鸡牙粉袋是含沙射影地暗示“鸡叫天明”，“黑暗”的社会主义就要过去。画大幅字香烟的意思是只有国民党来了“人民”才享有幸福。10月10日的《河北农民报》报头代表的是国民党的“***”。

       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竟敢借用毛主席的《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用“风雨”送走社会主义制度，用“飞雪”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把作者署名为“老叟”，妄图以清明节前一日变天。

       四、崇拜封建社会，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烧破了的写有“柳公唐宋”字样的字帖和10月10日的《河北农民报》摆在图的最上端，寓意是赞扬唐、宋封建王朝的政治英明。暗示“河北农民”只有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才能翻身得解放。

       五、胡说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图中绘有六张扑克牌和标志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倒放，暗示社会主义已经倒了。扑克牌上的大鬼是污蔑今天是“魔鬼”统治，黑桃一、红桃五、方片十，是谩骂社会主义的人民无衣无食。

       六、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把毛主席《沁园春·雪》一词中的“如此多娇”几个字烧掉。用“烧烟”二字暗示社会主义乌烟瘴气。而且“八破图”画好后悬挂屋内“欣然神笔迎大众”。还提醒人们“本品选用多种烟叶配制，口味柔和清香，请注意保存。”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随着这位同志的阶级斗争“升华”，在场的人们象是到了烟云缭绕的幻境，晕头晕脑地觉得这画真是反动透顶，算得上是大毒特毒，于是“八破图”专案组成立了。当时，是先入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广大群众义愤填膺，口诛笔伐，纷纷声讨王玉章的反革命罪行。专案组未经上级批准，就把王玉章拘留审讯。白天，骨干们监督他在地里劳动。休息时，强迫他给大家做“八挂掌表演”。两只脚尖点地，脚后跟拔起，双手高举，双腿拼成〔〕形蹲下去。这样表演的时间长短，蹲下去的尺寸，都由骨干们掌握，稍有差错，就斥之为不服管教，招来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就向他身上扔土坷垃，美名其曰：“土坷垃教育”。晚上，更难过的是“批斗”关，通宵的“熬鹰”，不时的“喷气势”，脖子上挂大砖头子，折腾的王玉章浑身象散了骨头架子。但他仍不屈服，不承认“八破图”有反动目的，反复申述其真实来历。

       专案组按照线索顺蔓摸，进一步了解了马恩中的情况。马是贫农出身，他创作“八破图”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意图，只不过是东拼西凑一些图案自我欣赏罢了。按常理讲，原作者无政治目的，临摹者就谈不上问罪了。但当时不行，那时人们讲“血统论”。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而是三、六、九等。同是一件事，成分好的人干了就不算事。历史上有污点、成分高的人干了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为了追求“一打三反”的战果，专案组对王玉章展开了更强大的政治攻势。经过八天八夜的“车轮战”，年近六旬的王玉章，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实在受不住了。当时他暗自权衡：“不承认，老命得搭上。承认了，顶多头上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于是，他按照专案组定的调子，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反动”意图。但他哪里知道，一纸供词，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1970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安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认定王玉章为现行反革命犯，批准将其正式逮捕。

       1970年3月28日，文安县、天津地区呈请河北省申批，判处王玉章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8月12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复：判处王玉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该月22日天津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廊坊镇召开公判大会。从此，王玉章被押送到保定监狱，强制劳动，以观后效，开始了漫长的罪犯改造之路。

平反昭雪

  1976年10月，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得到逐渐恢复。1977年1月10日，廊坊中院就给文安县法院下达了关于重新审定王玉章一案的通知书，指出：该案经省院调查，认为原判事实不符，有必要重新复查认定。请县法院复查后提出改判意见，按照办理重刑案件审批程序逐级上报。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部署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任务。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像强劲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给那些受到极右路线迫害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生。

       身在囹圄的王玉章得知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满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向河北省高级法院申诉了自己冤屈。恰在这时，文安县人民法院正在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确认王玉章临摹“八破图”只是处于兴趣爱好，生活所迫，并无政治目的。所写的一些诗词，只是客观地抒发了自己处于逆境的心情，并无歹意。为了慎重起见，县法院还把“八破图”寄给中国美术家协会。经美术大师们鉴定，认为我国民间确曾有过以残破手法绘制的画，从“八破图”上看不出有什么反动含义。真相大白，沉冤昭雪。1979年9月，文安县人民法院重新裁决，宣布王玉章无罪释放。他及儿子、女儿的右派问题也得以改正。并恢复他的公职、工资级别，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

       重新参加工作后，古稀之年的王玉章积极热情地为县外贸局设计图案。图案上欢腾的飞鸟，怒放的花卉，笔笔渗透着老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洋溢着能把自己的才智献给“四化”事业的喜悦。愉快的劳动之余，当人们问起他坎坷的人生，老人挥笔写诗回答：

重生再造洗海冤，感党恩厚耸云端。如烟往事应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作者简介：冯秉顼，学者、作家，1952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出版专著27部，300多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发表于全国各级报刊。
2021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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